大鹏导演、主演的电影《长安的荔枝》近日官宣，定档今年暑期档；同名剧版，由雷佳音主演，于去年拍完并发出了预告。
这部“爆款”作品的创造者，是一个在严肃和通俗文学界都游刃有余的作家——马伯庸。他写了20余部（册）长篇小说，其他历史、短篇、随笔、散文及合著作品，也有十几部，再加几部编剧作品，其数量之广、质量之高，在当今文坛罕有其匹。
马伯庸以历史小说见长。早些年，有《风起陇西》《风起洛阳》《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等作品被影视化；后续除了即将播映的《长安的荔枝》，待播、待映作品还有《两京十五日》《食南之徒》《大医》《敦煌英雄》《幽陵道》《大明书商》等。
马伯庸的新书是2024年出版的《食南之徒》。这部历史小说讲的是，贪吃的西汉使者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国，因探索美食，而无意中卷入南越宫廷的权斗之中。这个看似苦心孤诣营造的小说，其灵感源自一个“大瓜”——他参观南越王宫博物馆时，偶然发现两枚竹简。竹简记载的并非国家大事，只是两棵壶枣的档案。
壶枣是北方树种，怎么会跑到广东的南越王宫？极善“吃瓜”且固执地想要厘清每一个“瓜”的来龙去脉的马伯庸，当即决定深挖竹简背后的故事，而后就闯入了南越王赵佗、唐蒙与枸酱的历史世界，深感这段历史几乎就是完美的小说原型，遂有《食南之徒》的问世。
《食南之徒》之前的小说《大医》，其灵感也是来自他一次意外的医院参观。当决定写一部清末民初中国第一批红十字会医生在乱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时，他开始了漫长的搜索资料时期。
其间，他发现一张逮捕令，落款1938年，日文写就，“罪人是两名爱国人士，罪名是将盘尼西林（青霉素）卖给中国部队”。乍看没问题，但“瓜”旋即而来：他断定逮捕令是伪造的。因为在欧美国家，青霉素直到1943年才实现量产，当时的中国怎么可能有人私贩青霉素？但为什么伪造逮捕令，真正的青霉素历史又是什么？他顺藤摸瓜，一路追索，虽未就“中国与青霉素”专门成书，但他深挖出来的发在微博上的故事，让网友直呼，这要是拍出来，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大片。
“我经常会花一天的时间挖一个看似没有关系的事。”马伯庸曾在采访中坦言他对“吃瓜”的偏爱。有时候能挖一些东西，进而推演成小说；有时候可能并没有后续动作，但“挖的过程很开心”。
其实早在马伯庸创作他的开山之作《风起陇西》时，其“吃瓜”特质就已经彰显出来了。深爱三国文化的马伯庸，当时在新西兰读书，苦于毕业论文的折磨，遂写小说抒怀。
三国是亚洲热门IP，战争、言情、冒险、权谋、玄幻等各类改编，应有尽有，还能写什么？当他将目光瞥向案头的间谍小说大师弗·福赛斯时，“瓜味”来了——两国持久交战，就没有间谍吗？于是他大开脑洞，虚构出二次北伐前期，魏蜀两国的谍战斗争。这部27万字的“恶搞”之作，开启了他的写作道路：殷商舰队远征美洲，秦国统一小篆战争，西汉大使觅食之旅，三国帝王秘史、谍战风云及配角人生，唐朝长安面临的恐袭和“荔枝”往事，明朝上层朱瞻基极速北上、底层丝绢案的复杂纠葛，民国医生及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五代的古董斗争，在他笔下，一一铺展，俨然就是一个马伯庸式的脑洞历史宇宙。
而这些脑洞，几乎都是本能地来源于一个个“瓜”。他在看知乎时，有人提问如果你给《刺客信条》（沙盘类电子游戏，执行刺客任务）写剧情，会将背景放在哪里？马伯庸当即想到盛唐长安。他信手写了几千字，越写越兴奋，还以美剧《24小时》的分集方式，强化孤胆英雄的快节奏剧情，于是《长安十二时辰》诞生了。
《显微镜下的大明》（非虚构历史著作）源于饭桌上与朋友的闲聊；《长安的荔枝》又起源于在查大明基层资料时一个小吏的社畜悲剧人生，以及一条微博“杨贵妃要是没死，逃到日本，是不是再也吃不到荔枝了？”
他看电影、美剧、日剧，打游戏，逛网络，读严肃、类型文学，包括枯燥的论文专著亦有涉猎，到处行走，游览四方，其眼耳鼻舌身意随时处于“吃瓜”的状态。
热情“吃瓜”且愿意深挖，或钩沉稽古，或驰思遐想，总之不辜负每一个“瓜”。若无这种“吃瓜”精神，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多构思奇绝的历史小说了。
他的2024年书单，涵盖历史类新书《有为》《甲申前夜大晦日》《帝国的技艺》，田野调查性质的社会学著作《大萧条的孩子们》《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传记《威廉·马歇尔传》，史诗小说《生活与命运》，揭示故事奥秘的《写作好故事的科学原理》，以及关注个体健康的《有问题的姿势》等。上述书单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职业作家的内在：关心新的历史讲述方法和史观史论，社会学、人类学带来的思维训练和知识扩充，严肃经典小说应有的质地质感，故事讲述方法与写作技艺，以及个人身体健康。
这些无不说明，他真的热爱写作，并将其视为一生的志业。热爱“吃瓜”只是开启写作的前置条件，关键是后续的训练、精进以及日复一日地埋首书桌，才能促使他稳定且牢靠地创造出一部部佳作。
早期的他也会热衷于遐想帝王、战场、朝堂、远征、权谋，更接近英雄史观；后期的他，则有意降低视角，开始亲近底层大众，甚至可以说是坚定不移地秉持人民史观。在发表《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一篇）后，他没想到很多网友竟会喜欢这类没有戏剧故事的非虚构历史著作。
的确，庙堂之上的帝王将相，鲜少人情味儿，至少不贴近处江湖之远的百姓。而这些百姓，往往被史书上“民不聊生”“民怨鼎沸”这类词语所轻易概括，也轻易抹杀。将被概括的做情景还原，将被抹杀的推上主角，将古代百姓的起居生活、喜乐忧惧一一浮现，这便是马伯庸沉迷乃至坚定的人民史观。故而《太白金星有点烦》写周旋于大业中的苦命打工神仙；《长安的荔枝》写疲于奔命的长安小吏；《食南之徒》写《史记》中寥寥数笔的官吏唐蒙。
史观之后，还有对细节的拼命死抠。早期他的著作会犯错。比如三国背景的《风起陇西》中，竟出现了明代才引进的地瓜。多年后，书再版，他才修订了错误。但这样的错误，越到后期越少。好的历史小说，如马伯庸所说，是一块夹心饼干：最上一层的历史大事件，不可动摇；最下一层的风土人情、典章器物，不可改变，务必精细考据；唯独中间一层的故事，方可虚构。
像《长安十二时辰》中一个不起眼的金丝楠木簪，背后是马伯庸对唐代女性装饰繁杂且精细的考证；像《两京十五日》里涉及的明朝史实细节，其来源皆有背书，马伯庸在后记中提到包括不限于《李朝实录》《病逸漫记》《明史》《宣宗实录》《英宗实录》《万历野获编》《大明会典》《太常续考》《宛署杂记》《长沙府志》等十分细碎又翔实的文献。这便是他的写作常态。一本小说甚至一个名词的奠基之物，是一排书架、实地探访、专家查证等各类繁杂的工作。
同时，他中后期的语言还有一个强烈的特质——镜头化。如2020年出版的《两京十五日》，开篇写蟋蟀声音、形象、动作，继而从蟋蟀写到船楼，从船楼写到长江，接着，一个罩网扣住蟋蟀，原来是朱瞻基在抓蟋蟀，接着引入老宦官，通过对话点出故事背景和即将发生的事件。
影视行业有一句话流传甚广：二流小说往往更容易改编成一流电影。像《霸王别姬》《肖申克的救赎》《教父》等，都是二流小说，影版却是一流作品。反之，《红楼梦》等传世名著改编出来的电影，总是乏善可陈。
马伯庸的历史小说，谈及其文学性，或许难以与余华、莫言、史铁生等一流大家所比肩，但也绝非大冰、冯唐等读者甚广的通俗作家所能企及。他称得上是二流中的“顶流”。
2018年，文学界创办了一届“匿名作家”比赛，遮去作家名字，只论作品高低，阎连科、双雪涛、班宇等人都参加了。多数作家，其文字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唯独《卜马尾》最难猜，因为它用巫蛊、占卜、草原、技艺等元素写了一个纯净的草原牧歌式故事。当揭晓马伯庸是该篇作者后，众人大惊。原来他不是只会历史恶搞、风格拼贴、大开脑洞，他也可以很严肃地去写纯文学，甚至到《长安的荔枝》，直接在严肃文学重镇《收获》首发。
从中能够看出，马伯庸的写作是“文武昆乱不挡”。尽管全能，但他并没有完全偏向严肃或通俗，而是在二者的交界领域，做自己的“顶流”。这是自我训练的结果，更是一种有意的选择。
他整体会追求简快质朴的叙述，但又不会刻意制造阅读快感而自降品质。他心中有一杆秤，会平衡题材与语言的配比，比如《长安十二时辰》是紧张的反恐故事，语言则追求速度感；《两京十五日》既要求速度又必须兼顾帝王身份，故而也保留了文字的厚重；《长安的荔枝》与盛唐背景密不可分，因此语言又带着一种雍容。
“其实每一部小说的文体、文笔都会变化。”这是马伯庸作为职业作家的能力，更是自觉的选择。其实在写作之初，马伯庸及其工作室团队就已经预先设计了某种平衡。
以《古董局中局》为例，正式动笔前，他会试写不同的风格，由团队、策划、编辑甚至不事文字的前台工作人员提意见，多次尝试碰撞后，再取得一个中间值：在枯燥知识点和通俗趣味性之间，在个人志趣和读者接受力之间，能够调剂各方口味和要求的中间值。
当然，马伯庸作品能成为影视行业的香饽饽，最关键的平衡术还是在于“吃瓜”和“书单”。“吃瓜”是当下的显学。从麦琳熏鸡式的生活综艺到儿女情长的娱乐八卦，甚至世界政坛的风云变化，战争和平的种种预兆，无不说明，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瓜”场。“瓜”所具备的好奇感、窥私欲与心理满足，与大众息息相关。马伯庸好奇汉献帝是否有机会逆风翻盘，好奇一盒荔枝背后牵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自有同样好奇的读者趋之若鹜。
严肃与通俗合为一体，密不可分，这或许就是他最神奇的平衡术，也是他能文学、影视双开花的黄金双锏。撰文丨李瑞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